1948年，安娜携一儿一女万里寻夫从日本来到台湾然后又到香港，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丈夫，但这久别重逢对于安娜却是十分残酷且戏剧化的一幕———郭老的身边站着一位年轻的少妇，少妇身边是五个高矮不一的孩子，这就是郭沫若的第三任妻子以及他们的五个孩子。这位善良的日本妇女选择了离开，所以有人说她识大体懂大局，但离开不等于没有条件，她还是为自己和子女力争了一些权益。第一，郭沫若要负责供给一儿一女读完大学；第二是郭沫若要给她一笔相当数额的抚养金；第三是在前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再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这看似不复杂，但当时摆在地下党面前却是个难题。后来反复做工作，说只能答应第一条，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安娜对这一方案自然是不满意的，后来郭又提出把某些著作权归安娜所有，这算是暂时缓和了安娜的情绪，但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1949年后，安娜几次去北京找郭沫若，郭都避而不见。倒是周总理出面接见了她，并欢迎她和五个孩子都到中国来工作。后来安娜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连，跟儿子郭和夫住在一起。

　　1969年，安娜来到北京看望刚放出牛棚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要求跟郭老谈事。据有关人员回忆说，当时他们见面时，老太太的话还是十分幽默的，安娜说———“你看来很年轻呵，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呵！”她提出要回日本看她快百岁的母亲，后来组织上也基本答应了她的要求。直到1974年，八十岁的安娜才得以回日本，此次回国她处理掉了跟郭沫若一起生活过的在市川的房子。第二年她又到北京看望了当时已住院的郭老。安娜见郭老的第一句话仍是十分幽默———“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后来又拿出市川房子的照片给他看，那一瞬间，俩老又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岁月。这自然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安娜的目的，是要把房产的事情跟郭老讲清楚，这表明了她的有礼有节。据说卖房子的钱，一部分用来作回日本的旅费了，当时总理批示可以用公家的钱，但是她没有用；一部分捐给了上海和大连的统战部门，因为她觉得是这两个部门在照顾她的生活。

　　郭沫若跟安娜的婚恋之事，除了可以看出郭诗人的性情之外，其实那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也可略见一斑。至于说名人婚恋，那个时代比起今天的新潮，似乎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北大校长蒋梦麟说过，民国时期男女关系，可概括为三种：一种是狗皮膏药，一种是橡皮膏药，还有一种就是氢气球。狗皮膏药贴时不容易，撕开时也痛苦，旧式婚姻之类是也；橡皮膏药贴时很方便，撕开也不难，普通婚姻之类是也；至于摩登青年，男女双方均得时时小心，稍有疏忽，即行分离，此非氢气球者何？（摘自《燕赵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