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前，我中学一位王姓老师针对自习课上混乱的局面，这样勉励上进的学生说：乱是乱了别人，锻炼了你自己。十几年来直到今天，这句话之所以让我铭记心间，我想有两个原因在里边，一是当时并未能理解其中的道理，似名言非名言，觉得好笑，常用来嗤笑喜欢压板凳的乖学生而熟记于心，二是自从长大成

　　首先对于所谓“乱”的定义，便不容易有准确得当的解释。什么局面才称得上乱，哪些人的举动算是捣乱，要放在先前，是可以自然而然作出判断的，毋而迟疑，但这要基于全国人民思想意识空前统一的大前提。儒家思想继承和沿袭下来，人们往往会把不符合当时当地正统思想文化和政治方针的行为称之为“乱”，这样看来所谓乱是带有阶级性的，而且仅限于少数人和极个别的思想意识，也带有偶然性。简单的总结即与众不同、违反常规可称其为“乱”，这样的界定显然是有问题，只拿“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判断，对于极个别人的异常举动和极个别的独特思想观念，要是统统概括为“乱”就显得过于霸道了，起码是有些以偏盖全，用辨证法来分析更是说不通，要不得。因此，一生中人们才往往会显得迷惘和无措，搞不清此时此地为乱与不乱，或者勉强搞得清楚，却不知此乱非彼乱，站错队伍罢了。由此想到前些天网上关于于丹与十名博士论道的事情，确切说，我没有读过《论语》，也很少有时间能看到“百家讲坛”，偶尔在路边小书摊看到盗版本，原价七十八现卖二十元，便没了心思去读。因此，对于北京大学等十几名博士批评于丹学术有问题的是非，不便加以评判，只想就这种群起而攻之的做法，简单说两句。首先对于他人学术成果的态度，我个人主张求同的同时，也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这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所在。然而，象上述常年专攻古文学的博士生，在对于于丹讲座问题的处理上，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除过学术的专业价值不谈，简单归类为行业竞争行为，也显得无规无矩，他们无疑是把于丹的电视讲座定义为“犯上作乱”或是违背游戏规则，原因很简单，前者对于《论语》的研究时间、讲授方式、价值定义及其后获得的巨大回报，与后者心理承受底线相比，悬残过于大了些。时代发展到今天，客观地说能始终保持“两袖清风”，拼弃杂念专攻学术的知识分子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术一度被产业化商业化，从市场经济规律来判断，古人所崇尚的教书育人、做大学问的行为便自然会落入赔本买卖，连包本都很难。现实都如此，从精神上追求和坚守就显得很无意义。其次，对于《论语》这样一部厚重的文学作品，在数十名专家学者之间展开“大讨论”，却动用了“七嘴八舌”攻击漫骂之手段，确实是一场罕见的闹剧，也是古文学的悲哀。有人为了息事宁人，拿“百家争鸣”这一方针来解释，我看要扭转丑陋的局面很费劲。百家争鸣倡导的是一种学术交流方式，主张求同存异这一原则，并非要你死我活的择一而终。博士生们呐喊到最后，不是要求学术问题的相互承认和融合，哪怕是归顺，却是落脚于让于丹下课，难怪象我这样一个粗人也看出了博士生们良苦用心，无非是有些人耐不住寂寞的原因。用大白话说，于丹下课了又能怎样，最起码她让大众或多或少认识了象《论语》这样一部深厚的古籍，反到是有些专家学者，再权威再专业，对老百姓文化生活不能产生影响，点灯熬油又有什么用？！其实，学习古文学讲求从思想境界上陶冶与继承，于丹对于他人的非义用“不以物喜，不以已悲”来回应，我从中看到了她的学习成就。　　

　　这篇文章写作当中，不少博友发来评论，对我启发很深。“乱是乱了别人，锻炼了你自己”，从根本上实践它需要一种明确且准确的立场判断，坚持自我不是固持已见，一条道跑到黑，而是建立在依据现有阅历充分思考判断的基础之上，否则就是一根筋。做到科学判断，是人一生都在学习和实践的大学问，真正做到谈何容易，博友道儿说要“学而时习之”，确是有道理的，不断学习，不断修正，如此下去，我看离真理是不太远了，想必是就是王老师所说的锻炼的过程，如此锻炼一个人，工程浩大，意义深远。现实中，想要义无反顾坚持这种锻炼不是件易事，于丹、易中天等就是例子，涉及到其它门类行业不尽其数。博友铁皮豌豆曾说，保护少数人是中国文化缺乏的一种素质。这句话一点不假。我们总是习惯用批判的眼光来瞟新事物第一眼，随之便是非义和责难，始终想不通这是出自一种什么目的。我曾经注意到中国人和国外人在鼓掌这一举动上的区别，我们的兄弟姐妹，很少能从内心发出赞叹，并且气定神闲地为他人鼓掌喝彩。反到经常会看到异种肤色的人，不论何时何地，总能对自己认为不及的事情给予会心的赞许，并报以真诚友好长时间的掌声，这不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而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展现。我们正是缺乏这种对不同事物认同和接受的品质，才使得“冒尖、出风头、与众不同、时髦”等一度成为贬义词，敢于创新的人一度成为众人攻击的对象，仔细想想，这是多么自私和愚蠢。　

　　世事是纷繁复杂的，人一旦落入社会，便免不了被情感纠结，被矛盾冲击。勇者无畏，一路欢笑，庸人赋命，自烦自扰，如此而已。